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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来源:赤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 发布时间:2015年04月02日 浏览次数:175 打印文章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王安石《周公》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紧紧围绕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领会、深入宣传全会的重大意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浓厚氛围,非常重要。

一、依法治国是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离不开依法治国。我国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西方敌对势力从联络周边国家对我国实施战略包围,到企图把香港的“占中”活动扩展为新的颜色革命,他们西化、分化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公然宣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最后阶段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最近围绕“中国崩溃论”不断出现新的叫嚣,就在几天前,美《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文章甚至呼吁美国政府要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做好准备。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习近平同志说,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要更好地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必须紧密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部署,夯实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他特别引用韩非子的话“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永远强盛或永远衰弱的,坚持法治的国家就会强大,忽视法治的国家就会衰弱。在今天,法治更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订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大框架已经基本搭建起来了。而各项改革措施的提出仅仅是第一步,要贯彻落实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依靠法治来配合和保驾;各项重大的改革成果,也需要通过法治来巩固。包括要把一些成功的改革实践转变为国家的长期政策和法律,也包括要依法规范政府的放权、限权和确权,依法界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等。因此,改革开放越往深处发力,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就越显的重要和紧迫。

第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把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一道置于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加以强调。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相互不可分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中最后加进去的。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是指内容无死角。第二是指主体全覆盖。第三是指劲头不松懈。第四是指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到更加重要位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提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

但是,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从立法领域看,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从执法和司法领域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第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事实没有变。特别是随着三十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资源约束和环境脆弱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资源相对最贫乏的国家,按照理论计算,中国的自然资源只能承载9.5亿人口,可现在已经是13.5亿之众,高度超载的中国,决定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市场经济可以增加经济活力,但不会自动地改善生态环境;可以创造更多财富,但不会自动地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只有通过健全法治,规范市场主体和行为个体的活动,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破的多立的少,法律和政策上出现很多灰色地带,有时执法者也无所适从,导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成为一种很不好的社会示范,使法律的权威性受到破坏。

二、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建设和实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提高立法质量是关键。而提高立法质量的关键,是要坚持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政治宣言、根本大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我国1954年宪法就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就是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而依宪执政,关键在实施。怎样实施,应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挥宪法对其他法律法规的统帅作用,二是所有的公权力活动、政府活动,都要受宪法的约束。包括我们推行的各种改革措施,都不能和宪法精神相悖。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价格双轨制,本意是鼓励企业多生产紧俏的生产资料,满足市场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但由于当时管理失控,滋生了一大批靠批条暴富的“官倒”;而有些地方在国企改制的匆忙推进,把一些表面上亏损的企业随便地卖光、送光,有的厂长经理通过暗箱操作把国有资产弄到自己手里,却用很低价格买断工龄,把职工当包袱甩给了社会。总书记说,价格双轨制,肥了多少人?国企改制,又肥了多少人?再比如,被查处的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的改革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这些做法显然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宪法精神。

应该说,十八大以来,已经有一系列法律的“立改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2014年4月24日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环保法》实施25年来进行的首次大修,在雾霾治理、信息公开、环保执法等方面都有重要突破。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使我国城乡面貌都发生重大变化,但积累的环境问题也已非常严重。例如,去年10月11日北京的PM2.5普遍达到了400,雾霾之严重达到对面看不见的程度。网上说有司机打电话到交通台,说自己过了路口才发现闯了红灯,怎么办?交通台回答说,你放心,这种情况下摄像头也拍不清你的车牌号。“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抛出一份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世界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排名,中国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海口排名倒数273名。钟南山说“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关键的空气、食物、水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现在雾霾正在由华北向华东、华南蔓延,覆盖了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都是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2014年“两会”前对群众关注问题的问卷调查中,环境保护问题已经超越腐败排在群众最关注问题的第一位。习近平说,我们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的《环境保护法》在2015年实施后,将在治理眼下肆虐北方的雾霾天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个概念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这三个概念中,法治政府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它既是法治国家的主要成分,也对法制社会的形成具有关键性影响。

长期以来,公权力还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征。有人说,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太大、富人太富、穷人太多”。其中的“政府太大”不只是说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太多,更重要的是说权力太大。 它首先表现在行政审批过多过滥上。行政审批制度的实质是政府的管制,它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早期起到了维持正常市场的秩序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这项职能依然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中,就会抑制市场活力,也容易产生腐败的权力寻租活动。从国家能源局煤炭司一个副司长家里,就可以搜出上亿的现金。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打一个招呼,他儿子的账户就可以进帐千万,足以说明审批权腐败的能量有多大。中国经济起飞于严苛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个人的努力和市场的活力。也正是如此,有经济学家指出,腐败会带来很多益处,因为它能够使私人经济机构绕过管制。尽管通过腐败的方式获得市场准入,是中国很多企业的“原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天我们还要停留在这个地步。要解决广泛存在的腐败问题,应该去削除那些不必要的准入限制,给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斩断公权力伸向市场的“掠夺之手”。

因此,首先要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减少不必要的审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主动削减自己的权力,但我们做到了。2015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现在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已经成为这两年法治建设方面的当头炮、重头戏。国务院专门印发文件,开展清理工作,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已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2014年再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李克强总理说,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要“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为了预防行政许可事项“边减边增”甚至卷土重来,国务院还印发了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通知,对新设行政许可的标准、审查程序和监督等作了更为具体严格的规定。现在简政放权已大大激发中国人的创业热情。如自2014年3月1日中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超1万户。仅在2014年前9个月,中国通过自主创业就超额完成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全年1000万人的预期目标。不仅能为保持7%左右的中速增长创造坚实基础,而且可为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因此,全会要求,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强化对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制度约束,真正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差别时曾说“私权利法无禁止即可为,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法治政府最基础的原则。但确实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落到实处。很多部门都想把自己的权力无限放大,这件事没有我盖章不行、那事没我审批就不行。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是想当然地自己给自己授权,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力是从那里来的。有些干部动不动就斥责老百姓:“谁让你这样干的?”“谁给你的权利?”而没有想到,凡是政府没有明文禁止的,老百姓就可以干,这是人家天然的权利,并不需要谁授权。而公权力是什么权力?是一个社会为了维持正常运转,每个人必须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私权利来维持公共的需要,而且要受这种公权力的强制。因此,公权力是一种“必需的恶”,没有这种恶,社会就没办法治理。但是,这种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才行。为什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因为任何一种公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失去控制,都必然会导致滥用,导致腐败。而一个重要的制约措施,就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授权,也就是于法有据。我们看外国或者香港的警匪片时,常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警察把枪指向犯罪嫌疑人时,一般都要说“因为你涉嫌某某犯罪而逮捕你”,这里就是讲法律的授权。而我们的警察抓人时却经常不是这样,有的被抓的人问警察:“你凭什么抓我?”警察则反问:“你说凭什么抓你?怎么不抓别人单抓你呀?”不讲抓人的依据,反而问被抓者,这是非常可笑的。但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依法行政,理解为削弱政府职能、强化市场功能,而是要重新界定两者职能。既不能认为“管得越多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也不能简单认为“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市场要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方面做到位,要建设市场决定下的有为、有效、有力、有责的法治政府,管住管好自己该管的事。包括要理顺政府部门内部间的关系,解决职能交叉、职权不清、相互推诿扯皮等问题。现在往往是有利可图的事争着管,无利可图、费力不讨好的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相互推诿。

实际上,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没有法治,失信行为大量发生而不受惩罚,骗子满天飞,就不可能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场。我国至今仍有很多私人老板带着大量现金去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也不信任谁。而在发达国家,用皮箱装着几十万美元做交易的,只有贩毒集团。还有,现在企业开工时都要求解决“三废”的处理问题,并且也都购置了相关设备,否则也不可能发给生产或经营许可证,但很多企业开工后都把处理三废的装置关闭了,或者白天有人检查时就开着,晚上没人的时候就把污水直接排进江河湖泊里,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很大一块成本。现在长江、珠江和几大淡水湖的水质不断恶化,就和沿江、沿湖一些工业企业偷偷排污分不开。这样做的有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也有国有企业,而有的负责监测和执法的环境保护部门,却对此视若无睹,是管理的企业数量太多实在管不过来?还是有的得了好处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说,现在的假食品只要不吃坏肚子,假电器只要不电着人,假药假酒只要不毒死人,就算造假者还“有良心”

讲这些话可能会让部分人很不舒服,但也确实可以从中看到,群众对有些地方出现的执法不力、行政不作为现象是非常不满的。长期以来,一谈到中国的法治,最集中的话题之一是说我们的法制不够健全。这样的看法,也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也可以从很多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以及在某些方面还需要另立新法来得到佐证。可是事实上,截止到2010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从最近几年来的一些热点事件来看,与法制不够健全相比,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法治理念的缺失、不守法,没有严格执法,无疑更是法治问题的要害。因此依法治国,执法是关键。总书记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

此外,还要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是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重点。对权力集中部门和岗位要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这也是汲取有的国家的管理经验。例如德国很早就提出了“四只眼睛”或“六只眼睛”原则,即有些重要事项,要在内部分工的基础上,由两个人或三个人共同负责,还有重点岗位要强制轮岗,一般三年一换,再能干、领导认为再离不开的人员,也六年必换,防止一个岗位呆久了陷入关系网。决定还提出要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包括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这里,领导干部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强不强非常重要。法治建设的核心是“两权”:第一是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第二是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依法行政”最重要的含义是依法治“官”,而非依法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依法治“事”。在法治社会中,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是法律,而不是行政权力。政府以权代法,群众遇到问题也会更多地求助权力而不是法律。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出现利益冲突包括官民纠纷,人们都是请律师、上法院,在中国却是信访和上访的重要原因。而有些领导者为了“维稳”,以突破法律界限和牺牲对他人公正为代价来息事宁人,必然导致新一轮恶性循环,破坏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目前中国年信访案件一直在700万至800万件,平均每天2万多起。集体上访居高不下。中央在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努力为访民排忧解难、落实政策的同时,凡是涉法涉诉的上访案件,一律要走法律程序,信访部门不再接待和处理,就是对群众依法解决问题的一个引导。因此,我们号召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也好,为群众“干实事、求实效也好”,都不能离开“依法行政”这个前提,不能搞突破法律法规的“创新”。习近平最近特别强调,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首先要从领导层解决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政策轻法律,二是重批示轻法律,三是重关系轻法律。为什么有些地方民告官的政府败诉率为什么达到40%。就因为政府做的事经不起法律推敲。尽管很多领导干部只是上级决策的执行者,但首先被推上那个被告席的就是你。现在中央要求省市领导机关都要设立法律顾问。法律顾问主要不是用来处理纠纷、打官司的。首先是要对政府的颁布的文件、决策从依法的角度进行把关。因此,要在提高全民法治意识的同时,重点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要探索“法治GDP”的评价指标,建立健全法治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对违法行政实施严厉问责,因此,全会提出,要把“会不会依法办事、能不能依法办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依据,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确立明确的法治导向。

还有,决定还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在城市建设中大拆大建的现象非常严重,现在每建造100万平米的新建筑,就要拆除30-40万平米的老建筑,很多都是处于正常使用年限甚至刚建成不久的建筑。这样的状况在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用“人治”来代替法治,因此而落马的官员也比比皆是。比如,被称之为“拆迁大佐”的沈培平、被称之为“季挖挖”的季建业等。据住建部的数据,仅此一项,就给我们造成5000多亿的损失,所以我们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浪费国。虽然一批像仇和一样搞野蛮拆迁的个性官员、明星官员曾经获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却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即以权力、强力、暴力的人治行径也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难题,“但他们往往不会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规则,甚至随意破坏制度”。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这样依然崇尚人治,不把法治当回事的官员,确实应该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像仇和这样,依赖铁腕强权落实长官意志,以破坏民主法治的方式推行改革进程,久而久之,“出事”或将成为必然。仇和“落马”,无疑给党和政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是一个契机,给所有信奉“个人魅力”的人好好上了一课:不论主政者形象再好,能力再强,反腐倡廉永远不能靠自觉,对于领导干部每一个决策部署,是否民主、是否科学、是否合法,都要有制度的刚性约束。

四、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则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说到,“一次不公正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却是水源。”

坚持司法公正,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首先要去地方化和行政化。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管理体制,其独立性、公正性难以得到全面体现,不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只有人财物脱离地方,消除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依赖性,打破司法的条条块块分割,形成全国统一管理,才能摆脱地方干涉和地方保护主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应该说,决定在这方面的改革力度很大。一是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二是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有效切断司法部门和地方行政系统的联系。三是提出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全会还提出,要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必须看到,政法战线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也和其他战线一样严峻。包括有的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通过律师搞利益输送,例如深圳中院的一个分管执行局的副院长,和女律师勾结,在一起债务纠纷案中强行判决一个有偿还能力的企业破产,还任命这个女律师任清算委员会主任,光这一个案子就捞了2000万,只是由于分赃不均才告到中纪委。2009年7月30日,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但就在法庭宣判当天,他竟然从法院直接回了家。这是因为他花了不到10万元钱,买通了看守所所长、医生等人违规获准“保外就医”。直至2011年初省检察院对这一违法的监外执行一案进行立案侦查才收了监,现在各级司法机关都在清理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问题,该收监的立即收监。还有,司法人权保障问题也非常重要。2012年,“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写入了刑事诉讼法。现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少了,但有些地方变相地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时有所见,如在审讯中搞“车轮战”、不准嫌疑人睡觉。在眼前吊个大灯泡,你困得不得了就招了。现在高法规定,凡是通过冻饿晒烤获取的证据,都属于要在审判中排除的非法证据。过去我们常说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过去重点是放在不放过坏人上,今后必须放在不冤枉好人上。甚至哪怕可能放过坏人,也绝不能冤枉好人。因为坏人总要做坏事,今天没抓住他,下次也会抓住。但如果冤枉好人,就可能影响他的一生甚至家属子女的生活。而且好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好人可以被随便冤枉,那么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因此,总书记特别强调决不允许办冤假错案。2015年“两会”专辑——中国洗冤录中提到,以呼格吉勒图案为代表,过去一年,中国有778人被宣告无罪,1317件刑事案件得到改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说:“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这些冤假错案的当事人中,有农民、工人、商人、官员,他们的命运被践踏,卑微如蝼蚁。要么在未绽放的年龄被冤杀,要么把最美好的时光消磨在高墙里。过去两年,法治之光终于照亮了他们,法治中国迈出了坚实一步。

五、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建设法治社会

我国有13亿人口,每个人生存和活动方式千差万别,要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实现社会和谐;只有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我国,公民法治意识淡薄并不是个别现象。例如,尽管我国每个司机只有通过了交规考试才能上路,但争道抢行、超速、走应急车道,闯红灯,还有中国式过马路,都是世界有名的,交通死亡率更高居全球第一。而严格执法的效果也非常明显。《人民日报》列举了一组数字,在醉酒驾车被认定为犯罪的2011年《刑法修正案》正式实施前,全国平均每年因酒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死亡2500余人;实施3年,这一数据同比下降了40%。也就是说三年少死了3000多人,而每个遇难者背后,都有一个家庭,这就避免上万人的悲剧。如果再考虑这三年间,机动车年均递增1500万辆、驾驶员年均递增2000万人、道路里程年均递增12万公里的因素,实际上挽救的生命和家庭就更多了。而这些数据变化的背后,是3年来公安机关严格执法,全国查处醉驾20多万起,没有一例醉驾案件被法院判决无罪。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一个人最高境界的守法,是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最低限度的守法,是要做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法律规范不能破坏。古语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在今天,人民更加期待公平正义,折射出社会和谐发展对法治的更高要求。

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执纪

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也对纪检监察部门坚持依法治腐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反腐败的法律制度和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八项规定”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发布实施;从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到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因此,我们党反腐败的治标和治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我们高压反腐的治标,也是循着法制化的轨道在进行,而在治标的同时,各种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已证明是比较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也不断上升为党内法规,使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在依法限权、依法追责、依法治腐上不断得到深化和完善。在法治的基础上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常态。。

在查处腐败的路径选择上,党的纪检部门也进一步加强了与国家反贪机关的无缝对接。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这样一种做法,就是发现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先由纪委“两规”、调查取证,弄清了基本犯罪事实或线索,“双开”再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2013年以来,中纪委从法治反腐的角度,对这种职能定位做了一定调整。只要查清主要犯罪事实或者有一件可定罪的事实,就可以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进行侦查和起诉,纪委不再负责案件的具体指挥协调工作,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改革。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有助于规范办案流程。纪检监察部门的“两规”、“两指”对象,实际上多数都已涉嫌贪污贿赂等刑事犯罪了。而“两规”、“两指”一个干部,仅几班倒的监护工作,最少就要占用十几个人。若遇到案情复杂的,两三个月下来办案人员的精力牵扯是非常大。而且,“双规”也存在着与现行《宪法》、《刑事诉讼法》等国家基本法律相冲突的问题。稍有不慎,出现安全事故,即可能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的形象受损。尽管在现实条件下,这个手段还不能取消,但要尽量缩短使用时间和缩小使用范围。现在中央纪委和省纪委“两规”时间比较长的案件,都是属于涉及面很广的大案、要案、窝案、串案,包括需要通过对“两规”对象的审查,发现和掌握其他涉案人员的违法违纪线索,查实属于孤立的个案的,一般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移交了司法机关。第二,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查处职务犯罪的法定办案主体的作用。与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相比,国家授予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执法手段更多,执法权力也更大,司法部门较早介入侦察,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家属和同伙在其“两规”销毁证据、转移财产等错失办案时机的情况。第三,法律对司法机关办案时限要求更严,对调查取证的要求也更规范,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纪委调查取证的依据是党纪政纪,司法机关则是依据刑法,所以还必须进行证据转换。及早移交也可以减少纪委办案人员的重复劳动。

更重要的是,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关,除了要抓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大案要案的查办外,还要承担一项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搞好党内的纪律检查和党风廉政建设。因此,纪委作为党的监督机关,首先把主要精力聚焦在大案要案的查处上是非常必要的,这关系着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关系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但到了查处违法的环节就要及早脱身,既有利于缩短纪委的战线,也能更好地发挥纪委的领导作用。反之,如果执纪部门做了不少执法部门的事,容易分散我们抓党风党纪的精力。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从严治党,重在严明党的纪律。他还多次讲要“坚持抓早抓小,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因为如果在作风问题上抓大放小,其实是抓了少数放过了多数,而对多数干部都有腐蚀作用,不良风气的危害是更大的。因此,习近平要求加大执纪检查力度,及时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并且点名道姓的公开曝光。这样即使仅仅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了,也会产生很大的威慑力。因为党员干部也是要面子的。被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了,有的人会认为自己的脸皮已经被当众扒下来了,会感到无地自容。而一些想在收买权力上投资的人,也会认为这个干部的政治前途黯淡了。在他们的眼里,他也就从“潜力股”变成了“垃圾股”。这样反而可能挽救这些有缺陷的干部,使他们不至于以后发展到惊天大案的地步。    

反腐题材电影《破局》中地产商金玉庭说:“世界上的人和事如果是单纯的好或单纯的坏也就罢了。可惜啊,医生一边在收取红包,一边累倒在手术台上;官员一边贪腐,一边在呕心沥血地为城市的发展出大力、办大事。”提拔到领导干部岗位的人,都是在某个方面做出优秀政绩的。他们尽管性格各不相同,但给我的感觉都很能干。也许人是最会掩盖自己的动物,当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得到得越多,他对外的表现很可能就越敬业,越卖力。有的领导一年四季都睡在办公室里,晚上12点以前总亮着灯,早上六点准时起床。秘书、司机跟他几个月都得累垮,整天都在疯狂地工作,结果一查,贪污几千万。滑稽之余也让人非常痛心。有人说,一个池塘里,钓出一条两条大鱼,那是鱼太贪吃了。假如一个池塘死了一片一片的鱼,那可能就是水质有问题了。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拒腐蚀,永不沾,这需要道德意志的力量,更需要制度和法治的力量。因此,研究如何依法限权,“把权力关进子制度的笼子”,也是纪检监察机关要做的预防腐败的重要工作。总之,沿着依法治国、依法反腐的方向,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还有,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绝不是可以随便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如前所述过去有些地方党委,在查处涉及人多面广的腐败串案窝案时,片面追求稳定, 强调缩小打击面, 甚至突破法律规定出台从宽政策。查处黑龙江韩马大案时,当时的省纪委书记杨光洪同志曾说,他们曾决定对绥化市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实行一项特殊政策,就是贪污受贿5万元以下,自首退赃的可以免于追究,这在当时有一些道理。因为刑法规定的5000元起刑点的时间已经几十年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已经有些过时,随便收两个红包,就够5000元了。当时做了这样一个特殊安排还有情可原。而到了2009年的茂名贪腐窝案,因为牵连到200多个县处级干部,当时也是为了避免产生太大的震荡,规定贪污受贿50万元以下的退赃交代后可以不予处理,提高了10倍,最终移交司法的官员只有20多名,做的就有些过了。50万相当一个基层普通公务员十几年的年薪,从依法的角度讲,是不能放过的。中央巡视组发现后,去年4月高调复查茂名窝案,以市政协主席为代表的很多人又被重新“两规”。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犯罪5676人,2014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就立案侦查行贿犯罪4397人,同比上升37.6%。还有,至今仍有很多地方在查处腐败案件时,只计算收受的现金和房产。把一般的收受礼金、礼品、招待旅游等,往往作为人情往来的“灰色收入”,未计入犯罪金额。其实从很多国家的法律来看,除了合法收入,就是非法收入,不存在所谓性质不清的“灰色收入”。不仅礼品、招待等变相行贿的金额要记入,价值较大的实物礼品也要折算成货币计入涉案金额,超过一定数额就要追究刑责,在我国关于刑法的司法解释中早就有。对于没有发生直接的权钱交易活动的礼金,发达国家也早纳入官员道德的法规,应予以惩戒。我国这方面的立法也在加紧研究制定中。现在仍有很多干部认为,只要自己不收钱就没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误区。

经济社会要繁荣,国家机器要运转,如果不拔掉机器上锈蚀的螺钉,今天我们眼前的良辰美景就会变成明天的浮光掠影。当前,我们反腐败的法治之网在不断收紧,腐败分子将越来越难以逃脱法网。谁胆敢冒头伸手,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天你还在主席台,明天就可能沦为阶下囚。不守规矩、不遵纪律,今天作报告,明天戴镣铐。每个党员干部只有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自己首先做到敬畏法律、严格遵守法律,才能在党和人民提供的舞台上做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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